該公司首席執行官楊森（Rolf Habben Jansen），9月30日在有關行業狀況的記者會上預測，「市場恢復並達到正常條件仍然可能需要幾年時間。
這個發問，跳開以人為中心的思維，觸及了深層的宗教與哲學探問，亦即人在自然中的存在與位置。我當時很誠實地講出，I get lost。
一、科學的啟蒙：對，我就是要給你們挫折。以下，我也來效法曼恩，試著寫寫一些在台灣的脈絡下生態與人文思維如何互動的個人故事。我印象當中，那是一種像是在大海撈針的感覺，一方面是不熟悉查找文獻資料的方法，另一方面則是語言的問題，我們對於學術英語閱讀的能力確實尚未被開發。我被林俊義老師啟蒙，種下了在科學訓練中很重要的批判精神，是像這樣的感覺。主要的原因是，他的行文之間充滿了一種跨域導讀的知識深度與樂趣，不管是從科學啟導人文，或是從人文反思科學的題材，他總是能處理得相當到位。
但巧的是，曼恩的中文版新書《巫師與先知》似乎正是在處理類似的環保價值觀分歧的迷惘。回到大一入學的那個秋天，我們整班的同學被林老師「生物新知」的作業搞得心浮氣躁，充滿怨氣，只能在東海的舊圖書館書架的走道間攤開一本一本的Biological Abstracts，在細小的字體間找著各自被交代的拉丁名生物的相關文獻。文：仲維光 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一） 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二） 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三） 八、從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看余英時先生的學術 在陳寅恪先生留下的文字中，我們很容易並且毫無疑問地可以找到導致他所走的研究道路的文化性質及方法特點，這種性質及方法就是與西學迥然不同的中國學術的研究方向及方法。
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所以儘管陳寅恪先生講得已經不能再明確、直接，但是當代人居然是「兩耳塞豆，不聞雷霆」，油鹽不進。而這個誤讀、誤解就直接關聯到余先生自己的治學，這也就是現在要討論的「如何評價余先生一生所治的學術工作」問題，即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一定的學識，但是卻沒有學術。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
他在1933年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寫的審查報告中結尾，突發一筆專門談他自己的研究方法。對此他在1930年寫的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說： 今日之談中國古代哲學者，大抵即談其今日自身之哲學者也。
傅斯年的這一認識甚至已經超出胡適對於西方學術的性質，所以他才會在回國後，作為胡適的弟子，明確地提出創立新的類似於東方學的中國史學。而更令人詫異的是，幾乎沒人關注到最後那兩個字及問號，「可乎？」——而這是直接打在馮友蘭、胡適，乃至也可以說是余英時先生的臉上，在問他們，這麼做可以嗎？ 對此，這一文化本位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典範，當然是殉道者王國維，而王國維的碑文正是陳寅恪所撰八之三、特質 他的學術走向完全是平行於西方的中國傳統的對於「文化」的追求。Photo Credit: 清華學校研究所 @ public domain 王國維 九、再談余英時先生的治學問題 九之一、關於治學及學術 余英時先生對陳寅恪先生的評述可以說完全是一種誤讀、誤解，甚至可謂南轅北轍。
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和胡適，傅斯年們的治學性質及方法的不同，及採取這種治學態度所遭遇到的問題，給中國文化帶來的困境。對於外來之學的治學，他認為韓愈掃除了章句繁瑣之學，融進人倫（。而這個誤讀、誤解就直接關聯到余先生自己的治學，這也就是現在要討論的「如何評價余先生一生所治的學術工作」問題，即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一定的學識，但是卻沒有學術。首先，從1902年，12歲開始不斷地出國學習的陳寅恪，非常熟悉西學——東方學的治學傾向及方法，而且逐漸對於西學和中國的根本不同有著遠遠超乎後來出國的人的認識。
陳寅恪先生說「天水一朝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引述陳寅恪的人，絕大多數人都一定會感到，他對馮友蘭哲學史下卷的報告最後幾句的突兀，但是令人驚奇地是，竟然至今幾乎沒有人從孔恩的理論，從認識論方法論基礎上認識它。
誠知舊酒味酸，而人莫肯酤，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嘗，可乎？ 其中所說「思想」、「議論」，就是後來孔恩科學哲學語言中的範疇、規範。……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歎息者也。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傅斯年的這一認識甚至已經超出胡適對於西方學術的性質，所以他才會在回國後，作為胡適的弟子，明確地提出創立新的類似於東方學的中國史學。對陳寅恪的誤解在於，竭盡全力、牽強附會地論述陳寅恪不是復古守舊，而是受到西方最新的學術及思想的影響，且反映了新的學術。他不但力行，在文字及研究中一直遵循與此，而且對此有著公開的論述。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其言論愈有條理統系，則去古人學說之真相愈遠。
而「吾國學術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獲新宋學之建立是已」。此後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
1961年吳宓再見陳寅恪，8月31日再次記載下陳寅恪先生，「思想即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 八之二、方法 不同形而上學前提，文化前提導致不同的學術研究方法，陳寅恪先生亦有非常清楚準確的看法。而更令人詫異的是，幾乎沒人關注到最後那兩個字及問號，「可乎？」——而這是直接打在馮友蘭、胡適，乃至也可以說是余英時先生的臉上，在問他們，這麼做可以嗎？ 對此，這一文化本位主義的代表人物的典範，當然是殉道者王國維，而王國維的碑文正是陳寅恪所撰。
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短處即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
不自傷其愚陋，皆由偏重實用積習未改之故。但是這類治學目前竟然幾乎可說佔據華人學界整體。……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陳寅恪先生對這個學術傾向的態度非常明確，拒絕且厭惡。
……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東方學是西學的一部分。
西晉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內典外書以相擬配，名曰「格義」，實為赤縣神州附會中西學說之初祖。那些西學後進，如傅斯年，對於西學的知識性特點的認識，即對於東方學的認識都是在陳寅恪的影響及導引下產生的。
他在1933年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寫的審查報告中結尾，突發一筆專門談他自己的研究方法。Photo Credit: Unknown@Wiki Public Domain 胡適 第三，在文化上堅持中國本位。
但是這卻正是陳寅恪認識到卻不要的，而且是經過深思熟慮所不要的。這對於當代那些崇洋的人，並沒有從根本上把握文化及學術研究的根本特點的人，以余英時先生為代表，包括港臺及大陸所有受五四影響，或者更準確說，五四衍生的兩三代人。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一不可取以相與比較。對於在中國建立西方東方學的治學，陳寅恪有能力、諳熟與此，但是不認為它能夠給中國文化和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所以他的態度，是不從事它。
乃吾國留學生不知研究，且鄙棄之。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public domain 陳寅恪 八之四、抉擇 陳寅恪是在非常清楚地知道中西學術無論內容及方法都有著區別的基礎上做出選擇的。
毋庸諱言，這種陳寅恪最厭惡的治學態度及方法的代表是馮友蘭、胡適，當然也包塊自認是繼承的是胡適學術的余英時先生。他為王國維寫的碑文，完全代表了他的學術及做人，毫無疑問，他和王國維一樣是一個文化所化之人，也和王國維一樣，從根本上對於西方是拒絕的。
文：仲維光 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一） 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二） 仲維光：我為什麼說余英時先生有學識沒有學術（三） 八、從陳寅恪先生的治學看余英時先生的學術 在陳寅恪先生留下的文字中，我們很容易並且毫無疑問地可以找到導致他所走的研究道路的文化性質及方法特點，這種性質及方法就是與西學迥然不同的中國學術的研究方向及方法。所著之中國哲學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學史者也。